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6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鸭子河畔，三代文物修复师接力“焕新”三星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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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时间赛跑、要无比细致、要脑洞大开……将三星堆文物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时光荏苒，鸭子河畔，三星堆博物馆的三代文物修复师，传承着不变的初心。

5月30日，郭汉中（中）与余健（右）、谢丽在讨论对“神坛”的修复方案。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坤摄

三星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

晚上8点，三星堆博物馆闭馆休息。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内，游客活动区域的照明已关闭。文物保护修复操作间内依然灯火通明，把展厅里的金面具映照得华光粼粼。三星堆博物馆的保护修复师们还在忙碌，加班加点讨论新出土文物的修复进展。

“你看这断裂口，这个头应该在右后，不是右前。”三星堆博物馆唯一一位“大国工匠”、文物保管部副部长郭汉中戴着蓝色手套，一边比对，一边手把手地向两位徒弟余健和谢丽传授为什么这样拼接。

正被“讨论”的文物是三星堆8号“祭祀坑”2022年“新鲜”出土的“神坛”，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三星堆青铜“重器”，造型前所未有地复杂。

经历3000多年的地下埋藏，“神坛”已严重变形，满是镂空花纹的基座上共有13个铜人像，其中3个“抬杠力士像”的头部已经断开，他们的头和身子却都一样，哪个头该安在哪个肩膀上？这让年轻的修复师犯了难，经验丰富的郭汉中一眼看出，及时让谢丽换了标签。

“只看抬杆子的这几个人，肩膀、大臂的肌肉隆起，头部偏离的方向和两侧肩膀的位置都不一样，就连肩膀肌肉在负重时的状态都生动还原了，这件器物整体修好之后会更加震撼。”三星堆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作品让郭汉中连连赞叹。

他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沉睡3000年的文物重获新生。

“细心、多看、多总结，平时多练手，遇到难事多准备几套方案，随机应变，克服困难完成任务，难与不难就看钻不钻。”郭汉中说。

余健是一位“80后”，如今已是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文物保管部部长，管理着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这个团队不仅在鸭子河畔修文物，更是深度参与三星堆文物的考古发掘。

说起“修文物”，余健坦言最难的莫过于“抢救”象牙，“完全是和时间赛跑”。

古蜀人祭天敬神，象牙是最珍贵的祭品之一。2021年开始，三星堆3号至8号“祭祀坑”共计新出土700多根象牙，最长的接近1.5米。这些象牙外表看着还是一整根，内里早就糟朽，比饼干还要酥脆，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就会迅速化为一堆粉末。更何况经过3000年的埋藏，象牙与周围的青铜器等文物层层叠叠、犬牙交错地挤压在一起。如何在不伤害周边文物的情况下安全提取象牙？

三星堆博物馆的修复师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通力合作。郭汉中更是创新性地自制泥土清理和贴附件加固等小工具，将传统修复工艺中的蜡模固型加固应用到了象牙提取中，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将相对完整的象牙全部成功提取。

将象牙从“祭祀坑”里拿出来，只是相当于将脆弱的“病人”用“救护车拉回来”，真正的“救命”——象牙文物保护修复刚刚开始。

“清理、保水加固，一个半月一次的循环保养……”余健说，“大家对象牙的用心程度，无异于女孩子对自己脸的爱护。”

最让余健自豪的，不仅是自己的团队修好了三星堆的“国宝重器”，还在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帮助仪陇、绵竹、什邡、盐亭、绵阳等四川省内近20家文管所和博物馆进行了灾后和馆藏文物的修复工作。2019年，余健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文化遗产从业人员“金熊猫”奖先进个人。

“从2008年开始的十年时间内，我们十几个人的团队，实实在在完成了3000多件文物的保护修复，积累了很多经验，获得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所以我们这次才有信心深度参与三星堆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和保护清理工作。”余健说。

郭汉中也很自豪：“每件文物、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从头到尾亲自上手完成修复，所以他们的功底都很扎实。”

打零工的少年成了“大国工匠”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资历最老的修复师，“60后”郭汉中今年55岁，已在三星堆修了足足39年文物。他的家就在三星堆遗址上。

三星堆遗址北部的鸭子河，又名湔江，属长江水系。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北方的“野鸭子”来此越冬，故而得名“鸭子河”。鸭子河是广汉的母亲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化。据考古发现，鸭子河是三星堆王国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通道，鸭子河南岸还曾出土过青铜器和玉石器。时至今日，鸭子河仍然供应着城区的饮用水和周边农田灌溉用水。

每天早上，迎着东升的金乌，郭汉中就从鸭子河畔的小路进到博物馆，开始一天的工作。

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大面具……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数千件文物，新出土的“国宝重器”，每一件都经过了郭汉中的手。他更是深度参与了三星堆目前已发现的全部8个“祭祀坑”的发掘。

“郭老师有多厉害呢？文物还在坑（祭祀坑）里，他就知道哪一块可以拼到神树上。正在博物馆里展出的青铜神树有望长高长大。”余健说。

从他口中，记者得知郭汉中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到三星堆搞发掘，需要一个住处，就租了郭家的房子。那时郭汉中才16岁，还是一个在鸭子河里扑腾，和小伙伴嬉戏打闹的孩子。

郭汉中是个机灵又喜欢思考的人，早就听村里老人讲过三星堆的神奇，他趁着近水楼台进了考古队打零工，不仅扛着锄头搞发掘，专家让挖哪儿就挖哪儿，他还帮着考古队买菜、干杂事，甚至经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镇上接专家。

有一次，郭汉中照着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样子，找了一块石头“磨了几下”，做了一个石斧，埋在探方中，想捉弄一下考古队员。不料他的举动早就被时任三星堆遗址发掘项目领队的陈德安看在眼里，挖开一看，“别说还做得挺像，当时就觉得这孩子搞文物修复有天赋。”陈德安回忆起来至今觉得好笑。

1986年夏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横空出世，出了数千件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活儿多得根本干不完，考古队员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救”文物。文物出土后紧接着就是清理修复，然而修复师比考古队员还要少，郭汉中拜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晓邬当师父，边看边学，还向专家们请教，干得越来越好。

郭汉中认为，在三星堆修文物“起点高”，尤其1986年三星堆珍贵文物的大量出土，给了他更多学习机会，积累了宝贵经验，教他的除了杨晓邬，还有国博、故宫的老师。

责任感在传承中慢慢生成

一开始是机缘巧合、命运使然，责任感在传承中慢慢生成，在鸭子河畔延续了几代文物修复师的人生。

郭汉中告诉记者，最早就是为了生存，想着有个固定工作很不错。后来经老师点拨，热爱这个工作，现在是责任担当，希望把技术传承下去，传给年轻人。

“90后”谢丽是他口中的年轻人之一，已在三星堆博物馆修了9年文物，上手的时候郭老师会从旁指点。

“最难的是文物矫形，我们还是掌握不到准确的力度和技巧，一般都是让郭老师帮忙，我们就在旁边协助他，就这样学习。”谢丽说。

“在三星堆修文物，和大家一样，都会被前所未见的‘奇奇怪怪’刷新认知，所以也要肯动脑筋，有应变能力。不过一切修复都必须有科学依据，根据古人遗物的信息来修复，这一点我们反复强调。”郭汉中说。

谢丽也承袭了三星堆博物馆几代文物修复师的理念：“修复都是在有根据的情况下进行，断裂的有断裂口，部分残缺的可以根据对称性，比如说尊肩部的兽首，一般都有三个，如果有一个完整的，其余两个残缺了，那我们就可以复原其他两个兽首。不确定的宁可不动，保持原状就行了。”

谢丽告诉记者，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有了很多先进仪器和高科技手段，但工作依然很枯燥，需要热爱才能坚持。

余健也说，自己最能在修复三星堆文物中找到快乐：“通过自己的清理和发现，发现器物它能够组合起来，就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被问到最喜欢三星堆哪件文物，三位修复师没有丝毫犹豫：“三星堆的文物件件都好！”

这么好的文物，这么火的三星堆，文物修复师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如何长期保存象牙，如何把成百上千的残枝断件拼成一件完整文物，埋在不同“祭祀坑”的哪几件青铜器应该“重新合璧”……三星堆几个“祭祀坑”的先后发现，一次次让令人震撼，古蜀人用他们的智慧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理解能力，更考验着三星堆文物修复师。

余健介绍，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已出土17000多件编号文物，其中相对完整的有4000多件。“这一批文物的修复，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5年到10年，甚至20年。”

据了解，在四川省文物局的组织指导下，目前已有多家高水平科研单位参与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余健期待以项目的方式更好地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

今年7月28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即将“开张”，时间紧、任务重，郭汉中、余健、谢丽等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加班加点，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把三星堆新出土的“国宝重器”尽量以最好状态呈现给观众。

“三星堆文物，是目之可及的震撼。我相信任何一位观众，看到我们修好的文物，都会为之赞叹，都会发自内心地敬仰中华文化。”余健说。